在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的指引下，10年来，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无论是“述学立论”，还是“建言献策”，都取得了丰厚的成果。

  2016年以来，贵州省社科院发表学术论文3200多篇，其中核心期刊200余篇，“三报一刊”90余篇；出版专著近80部，蓝皮书90余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共立项课题41项，其中结项良好12项，合格21项，免于鉴定8项。特别是在贵州历史、文化、民族等学科领域，产生了一批传世佳作。比如，范同寿先生2022年增订出版的《贵州历史笔记》（上、下册），被誉为 “当代贵州史学的通俗经典”；石朝江先生2024年出版的《苗学通论再论》，是当代苗学研究集大成之作；张学立先生2025年主编的《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整理和研究》，被列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冯祖贻先生2026年出版的《百年沉思——中国近代史里的贵州》，被称为“贵州近代史学的新突破”。这些著作，奠定了贵州省社科院作为学术重镇的“江湖地位”。

 作为省级高端智库，贵州省社科院当之无愧担起了咨政建言的大梁。《甲秀智库要报》自2017年创刊以来，报送了350余篇咨政报告，其中，不乏高质量成果，多篇咨政报告直接进入决策。比如，《走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路子》《规划建设渝黔桂运河，打通长江— 珠江水运大通道》等，写进了我省“十五五”规划相关文件；《把珠江流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由《南方智库专报》向上报送；还有其他若干咨政报告，得到了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的肯定和重视。此外，连续发布一系列指数、蓝皮书，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这些成果，体现了贵州省社科院参与构建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自觉。在深入学习贯彻“5.17”重要讲话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加深了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律性认识，提出“遵循科研规律、坚持正向激励、支持长期主义、争出传世佳作”的治学精神，明确以理论、方法、数据、人才等四个要素为基础的学科建设思路，推进有组织的科研、有方法的科研、有价值的科研“三有科研”改革，制定了出标志性成果、出代表性人才和“36人”为基础的人才成长计划，以“社科小楼”为目标加快现代化研究院建设，激发了全院干部职工和科研人员从事科研、献身学术的理想和情怀，产生了广泛的共识度。

 “十年磨一剑”。总结过去，面向未来，新时代新征程，贵州省社科院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迎来了哲学社会科学的春天！

 我们踏入了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大繁荣大变革周期的门槛。继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前200年）、近现代转型期（14—19世纪）、战后黄金期（1945—1970年代）之后，当前已经具备了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大繁荣、大变革周期的基础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我们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我们有了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的思想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以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为核心，为中国学术确立了根本方向、锚定价值立场、明确核心任务、创新话语体系，引领中国学术从依附走向自主、从引进走向原创、从封闭走向开放，正在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比如，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固化认识，14 亿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证明现代化道路不止西方一条，这就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非西方、非依附的新选择。

 我们生活在能够产生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成果的实践沃土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伟大变革，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实践的沃土。新时代改变了贵州发展的历史趋势，贵州成为党和国家事业大踏步前进的一个缩影，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实践地。2012年至2025年，贵州GDP从6828.1亿元增加到23562.2亿元，在全国的排位从第26位上升到第22位，占全国的比重从1.26%提升到1.68%；人均GDP从19188元增加到61066元，改变了长期垫底的局面，与全国的相对差距缩小了13.9个百分点。贵州实现“增比进位”、撕下绝对贫困标签、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为我们进行理论创造提供了鲜活案例和实践基础。

 贵州是一座理论富矿。新时代新征程，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为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需求。身处伟大的时代潮流，我们必将大有可为，也必然大有作为！

 “守正”好理解，“创新”也好理解，但要完全做到都难。“守正”不好把握，“创新”也不好把握，要完全做到也很难。

 “守正”根本上是一个立场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指导思想，说到底也是立场问题，就是要回答为谁治学、为谁立论、为谁建言？

 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是人民立场，是人民至上的立场。站稳人民立场不仅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且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人民立场必然要求以人民利益为重。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所奋斗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这一理念不仅贯穿于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全部主题之中，在党的创新理论中，这一理念升华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哲学社会科学也必须牢牢把握这一立场。

 为什么会出意识形态问题？为什么会有奇谈怪论？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一直都存在，什么全盘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只做“守夜人”，等等，还被一些人奉为圭臬！原因在哪里？新自由主义逻辑起点是“经济人”，以个人利益为最高原则，信奉绝对的私有产权，信奉市场自发秩序万能，这是资本的逻辑，是资本主义的逻辑，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立场！但是，它解释不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百年奋斗历程，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两大奇迹”。两个逻辑、两种立场，当然就会有两个背道而驰的结论。在一定意义上，立场可以用“底线”来验证，或者说，众多选项中不能舍弃的就是立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里，自由就是不可舍弃的立场。比如，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社会就不顾人民的死活，为了选票，为了社会稳定，为了维系资本主义制度，它也要改善民生，北欧福利国家就是典型，但这一切都不能触碰资本利益这条“底线”，否则，就要亮“红灯”；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需要资本，而且要好好利用资本，用它来为人民服务，但是，这一切都不能触碰人民利益这条“底线”，否则就要亮“红灯”。这就是立场的问题。

 我们就看到了，并不是所谓理论上的“对”还是“不对”，根源在“立场”。搞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守正”。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就讲究“士人精神”，家国情怀、气节风骨、使命担当、经世致用，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我们还应该高于这个要求。站稳了为人民服务的学术立场，我们就站在了正确的学术起点上。

 在“守正”前提下，如何做好“创新”？这也不是易事。关键还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实际上，对哲学社会科学而言，“守正”是一个“护栏”而不是“围栏”，就像一条高速公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方向，然后“护栏”就是保证我们又快又安全地行驶到目的地，而并不是“围栏”要我们在原地打转转。没有“护栏”的“狂飙”是走不了多远的，而搞成“围栏”就只能在原地不动，出不了“创新”成果。

 创新的方向在哪里？一是面向时代大势，回答“时代之问”。围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紧扣中国式现代化，把研究立在国家战略、时代前沿上，从大势变化中提炼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二是扎根社会实践，回答“人民之问”，从现实中提炼真问题、原生问题，不搞“小房间学问”，避免坐在书斋凭文献推演、凭空假设做研究，避免脱离实际的空谈学问。三是瞄准理论空白，回答“学术之问”，以问题倒逼理论创新，在现有理论、传统范式解释不了现实的地方，在自主知识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短板空白的地方，从理论解释力不足、范式失灵处切入，提炼标识性概念、建构原创理论，就是实现学术创新。

 我一开始也拿不准，咨政报告是不是学问？于是，我去问了AI，AI明确告诉我：“咨政报告当然是学问，而且是哲学社会科学极具现实价值、高层次、经世致用的大学问。不是小道文章、不是简单材料汇编，是学术研究的延伸、理论成果的转化、智库学问的核心形态。”AI还给出了为什么咨政报告属于“学问”的理由：一是有学理根基，是用学术理论解释现实问题、用专业逻辑提出治理对策，本身就是社科研究的重要成果形态。二是符合做学问的完整逻辑，梳理现状→分析症结→作出判断→提出对策，符合学术论文的基本内容。三是符合经世致用的学问本色。学问历来分书斋之学、济世之学两种，前者譬如论文、专著，后者譬如科举考试的策论，咨政报告就是当代版“策论”，是从古至今正统学问的延续。

 中央《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2017）和《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2022），都有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学术创新与咨政服务并列为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表述。可见，咨政报告不是副产品，是直接服务于党和政府的真学问。

 作为一个科研智库机构，我们是“咨政建言”，不是“政策谋划”。“在哪座山唱哪首歌”。在贵州省社科院这座“山”上，我们唱基于学理的咨政“山歌”，兼听则明，多一个声音、多一个思路，目的是为省委、省政府提供参考和选择，或者帮助形成社会共识。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建言献策可以胆子大一点、思虑远一点、站位高一点，而不是“点子”“奇思妙想”，更不迎合“热点”，也不要去为某一个工作“站台”“轰汽水”“敲边鼓”“打帮帮腔”。我们也不能围着一些评价指标转，有时要跳出来，超脱一点，有一点学者的风骨，不用过多考虑别人会怎么看，光明磊落、无愧于心，不玷污学者之名就可以了。我们和实践部门是两条线，甚至可以超脱于具体的工作举措，不然就会顾虑重重。像渝黔桂运河，一开始似乎有点“天马行空”之嫌。后来我们查史料，在明朝万历年间，贵州三任行政长官郑旻、舒应龙、江东之都提出要开凿南明河至思南、“由思南达于川中，以济商旅”的运河。如果平陆运河是广西人民的百年梦想，那么，渝黔桂运河则是贵州人民的五百年梦想！五百年前的古人都敢想，我们现在作为学者提出都还瞻前顾后就没有道理了！在咨政建言的工作中，我们要做“抬头看路”的人，头抬得越高，路才看得越远。

 新时代新征程，做经世致用之学，要立足我们正在推进的事业，现在就是中国式现代化，这就是我们咨政建言的主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时代主题。

 作为一个西部省份，贵州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并不意味着贵州达到了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只是进入了全面小康的门槛，当时，东部一些地区可能已经开始了现代化建设。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那么，我们以什么举措推进高质量发展？省委、省政府提出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是继要素拉动型发展之后要形成新的发展动能。接下来问，如何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省委、省政府基于省情特点，提出建设“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再往下说，如何才能以“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的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这就是需要我们研究的重大课题。

 围绕这些问题，特别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从学理上、逻辑上进行了认真研究，提出了基于产业规律、符合经济原理的一些咨政报告。经济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这么多年来，围绕发展和经济质量、效益，无外乎就是投入和产出的关系问题，以较少的投入取得同样的产出，同样的投入取得更多的产出，较大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就是这么一些道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出是企业的事，对政府来讲，可以做的，就是帮助市场主体降低投入和成本。一方面，是降低交易成本，主要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制止“吃拿卡要”；另一方面，就是降低要素成本，土地价格，融资价格，以及水电煤气油运价格。贵州的政府服务水平已经有了根本好转，交易成本也还要继续下降，下一步，关键还是降低要素成本。

 基于以上研究判断和逻辑，我们提出建设渝黔桂运河降低物流成本，发展第四代核电降低电价。“两价”是制约贵州产业发展的两大瓶颈。贵州已有产业属于物流敏感型、电力依赖型，资源型产业都是“轧称”的东西，煤及煤化工、磷及磷化工、铝及铝加工以及其他资源型产业对电力消耗都很大，新兴的数据产业、算力产业也是电力依赖型产业。可以说，运价、电价直接关系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这就是我们提出这些咨政的底层逻辑。

 还有，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一定需要科技创新，正因为发展滞后，科技创新的潜力和空间也很大。为此，我们提出“走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路子”的建议。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事实上形成了科技创新的三种模式：一是在科研基础强的地方，形成了以基础研究为引领的创新模式，如北京、上海、江苏、陕西、湖北等省份；二是在市场力量强的地方，形成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创新模式，如广东、浙江、福建等省份及其有关城市；三是在科研基础、市场力量都十分有限的地方，形成了以产业发展为依托的创新模式，如安徽、湖南、江西、四川、宁夏等省份及其主要城市。这些地方依托本省第一支柱产业及相应头部企业，形成了“科技创新支撑产业——产业发展促进科技创新”的良性循环模式。对于科研基础薄弱、市场发育不足、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贵州来讲，可以走恐怕也只能走以产业发展为依托的创新模式。

 另外，省里提出建设旅游目的地重大战略，这是贵州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什么是旅游目的地？北京是旅游目的地，我们一般都说到北京旅游，不会说到长城旅游，住在北京，今天去故宫，明天去长城，后天去环球影城……这就是旅游目的地！贵州建设旅游目的地，重点和关键在贵阳，需要一个重大文旅项目，有一个能让人来、留下来的理由。仅靠气候可能是不行的！杭州很热，但还是那么多人愿意去、愿意留。世界级旅游目的地，一般都有重大文旅IP，北京天安门，上海外滩，杭州西湖，西安大唐不夜城，重庆朝天门，等等，如果没有这些城市IP，旅游目的地将会大打折扣。因此，我们提出“把红枫湖打造成为贵阳西湖”（贵西湖）的咨政建议，为游客选择贵阳找到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红枫湖有7个西湖大，除了没有“白娘子”什么都有，加之生态、气候的独特优势，必然成为一个国内少有的天然文旅综合体、旅游目的地。这就是咨政建议，至于如何解决水源地、如何变更相关审批文件、谁来投入开发等问题，那是与此相联系而与咨政是另一条线的工作。

 2026年5月14日上午，省里召开了2025年度综合考核表彰大会，黄勇院长领回了贵州省社科院“第一等次第一名”的奖状。经过这两年全院的努力，我们有了“奖杯”，这是学习贯彻“5.17”重要讲话最有说服力的行动！在哲学社会科学的春天里，我们要做守正创新之学、研精覃思之学、经世致用之学，在黔贵大地建起“社科小楼”。

 未来的所有工作，就是赢得述学立论、建言献策的“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