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核心战略任务。贵州立足国家战略定位与发展实践，以 “两个结合” 为根本路径、有组织科研为动力、“三大体系” 为目标，整合特色资源、推进理论创新，奋力谱写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贵州篇章。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025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上，进一步明确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些重要论述表明，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和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战略基石与核心任务。

在此进程中，贵州“四大文化工程”等独特文化样本，不仅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地方前沿观察，同时还孕育了丰富的理论素材，成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个结合”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路径，也是贵州探索的具体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两个结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两个结合”写进党的历史决议，党的二十大明确只有“两个结合”才能正确回答时代之问、实践之问。其中可见，“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制度逻辑、历史逻辑和发展逻辑百年演进的必然结果，也是“根脉”和“魂脉”一脉相承的内在统一，对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意义深远。

对于贵州而言，这一根本路径既是理论指引，更是实践遵循。一方面，贵州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山地实际、民族特色、发展阶段相结合，探索出数字经济、生态文明、乡村振兴等领域的创新模式，为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贵州样本形塑底座；另一方面，贵州深度挖掘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屯堡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基因，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传承文化根脉，又为理论创新注入本土智慧，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经验参照。这种“结合”，在哲学社会科学层面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时代特征的方法论突破，生动彰显了地方性知识对全国性理论建构的路径探索与独特贡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贵州谱写自主知识体系篇章不是形单影只的“闭门造车”，不是一叶障目的“学术本土化”，也不是理论和实践的简单拼接，而是国家话语与地方叙事的相得益彰。这种根植于“两个结合”的路径优化，既避免了“国家性”对“地方性”的遮蔽，又突破了“普遍性”对“特殊性”的局限；既以国家战略为坐标，又以地方实践为支点，通过要素之间的深层互动，实现从“地方经验”到“中国智慧”再到“世界对话”的层层递进。

有组织科研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动力源泉，也是贵州实践的驱动力量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随着我国物质文明迈向更高阶段，作为精神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哲学社会科学亟须同步跟进。尤其是，随着“食洋不化”“食古不化”问题日益显现，以及既有理论难以充分解释和指导我国日新月异的实践，有组织地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尤为重要，既是国家制度成熟的重要标志、综合国力的显著象征，更是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

对贵州而言，谱写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新篇章，已行至从局部突破迈向整体建构的历史性关口，有组织地深入推进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不仅是关乎文化生产力深度激活的战略选择，更是关乎知识生产关系的优化调适与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使命。目前来看，贵州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形势总体向好，但一些优势文化、特色创新等尚未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自主知识体系。对此，需要深化科研组织形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上而下布局诸如“四大文化工程”为战略牵引的重大命题，系统整合“五路研究大军”及省内外学术资源，构筑协同攻关的磅礴之势，系统性产出熔铸贵州标识的自主知识成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组织科研并非要走向僵化的行政主导或计划式研究，而是在遵循科研规律基础上的需求侧结构性改革，重在形成特色优势明显的学术共同体。目前来看，贵州兼具国家价值和地方优势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增长点，主要富集于发展特质、山地特征、民族特色、文化特长等传统领域，以及生态文明、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对此，有组织科研需要尊重学者研究的主体性，围绕这些增长点设置核心议题并进行引导，推动研究从分散的“兴趣点”转向集中的“问题域”攻关，产出一批既解答时代之问、又富有贵州韵味的标志性成果。

“三大体系”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指向，贵州应聚力起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其中，学科体系旨在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基础支撑，学术体系重在形成知识图谱，话语体系则为价值认同与传播确立导向。只有“三大体系”协同推进，才能系统构建起能真正读懂中国、深刻理解中国、有效传播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对贵州而言，学科体系是打破以往教学科研“单打独斗”“小房间学问”“小院高墙”等局限的关键举措，需要整合资源优化学科布局，释放原生优势、激活潜在优势，不断提升话语权和影响力。比如，围绕“四大文化工程”，做优中共党史党建学、文化遗产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深入挖掘和传承贵州丰富的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及屯堡文化等，为凝聚文化伟力、赋能多彩贵州提供学科支撑。比如，聚焦“四新四化”，做实工业发展经济学、数字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学科，精准对接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再比如，紧跟“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生态史学、旅游传播学、发展社会学、国家治理学等学科，推动特色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

学术体系是衡量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厚度的重要标志，也是推动贵州学术从“平地”向“高地”跃升的关键体现。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集中展示的重要平台，打造高水平的期刊方阵显得尤为重要，这就需要依据评价体系整合资源，着力孵化名期刊、培育名编辑、吸引名学者并稳定核心作者群等，实现学术在贵州的汇聚和转化。同时，基于党的创新理论多见于政治报告与政策文件，因此，学者应深入剖析其学理基础、核心要义与内在逻辑，实现从政策表述到学术表达的转化。此外，还需树立自主的学术导向，破除“唯洋”倾向，努力构建易于被国内外学界理解与接受的原创成果。

话语体系是实现“文化转译”与“价值通联”的关键桥梁。长期以来，贵州的话语原创活力充沛，诸如“村BA”“村超”等扎根地方实践的鲜活案例，逐步由区域性叙事上升为国家话语，成为展示贵州风采、传递中国形象的重要窗口。然而也应看到，丰富多彩的文化表达若直接采用强烈依托本土语境的话语形式，往往在跨文化传播中因文化背景与思维习惯的差异存在理解偏差。因此，需要主动探寻本土话语、中国主张与人类共同价值之间的契合点，形成具有普遍意义、更具共鸣与更能共享的话语表达。

（作者单位：贵州省社会科学院）